发于2009-06-03，重录于此，以资纪念那奋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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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儒道墨法为显，笔者一直想梳理清楚他们的区别，奈何不通实务，虽读了些书却了无所得。自创业以来，无暇读书反却突然悟得了一丝道理：人类只要不脱物质就无从摆脱利害二字，反应到人心就是欲望。所以笔者以为儒道墨法四家所围绕的核心都是控制欲望操纵利害。
道家认为乱世杀伐都是因为无谓的欲望太多，消弭了欲望也就消弭了对利害的争夺，自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升平乐土。所以老子讲“小国寡民”、讲“实其腹，弱其志”、讲“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希望通过灭欲来消争，为了灭欲，甚至反智而以愚民为手段。庄子走向性灵的追求，本质上还是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自得其乐，后世魏晋时期的“玄”、佛家的空、乃至后期儒道互补的儒家——宋明理学都是走的这个路数。
物质生产永远赶不上欲壑难平的人心膨胀，弃智绝仁可以用于少数个人的性灵修养，却足以毁灭整个社会。如果想用此种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就只能一再拔高道德的说教，希翼将人置于永恒不变的价值框架的约束中，造就的是一个静态的社会，而一个静止不动的系统必然逐渐退化。“开万世之太平”换来的就是一再拔高道德要求直至无人能做到、将思想冻结在圣人的言行之内不得逾越，最后因为做不到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则只能说一套做一套，更连道德号召力都丧失了！说到底道家是出世的消极，是当年那些有智识的贵族知识分子退而自保、自我安慰的东西，所以道家讲放弃，因为他们有东西可放弃。正如世尊乃一王子，才会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曾拥有又怎么能放下呢？所以六祖干脆说：本来无一物，何必染尘埃。这是中国人消极的一面，自1840至1895，老大帝国以莫名的自信、消极的躲避来抵制意气风发、锐气正胜的泰西诸国，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
道家所失是因为人心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欲望乃是天性，根本消弭不了，消极的逃避不是办法。儒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夫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都是人性，对于夫子来说人道即天道，所以夫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承认人的欲望追求但要加以约束，“欲而不贪”。因此儒家讲仁，以人天生的情感（仁）为依据（李泽厚先生谓之曰：情本体）转化为外在行动上的义（责任），然后用礼来约束人的行动，用乐来升华调和这种情感（“礼成之、乐和之”）。心中有情分、外在有礼制，再辅以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所谓教化），则于诸夏这种熟人的小农社会自然可以让利害之争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这就是儒家抑制人间争夺的道理。其手段则是“修齐治平”，由内圣而外王。
儒家是希望大家面临利害冲突时都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能退一步，但怎么退、退多少呢？儒家以“中和”调节之，说白了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不走极端、利益均沾，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强调效率而缺少民主传统的诸夏没有更多的政体形态可供夫子参考，因此在夫子的设计中利益的分配需要一个大家公认的公正持平者主持，所以儒家寄希望于明君，而这一点被后世皇权所利用。这是因为夫子出身鄙薄，“少也贱”，因此夫子身上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者的积极进取，缺少居中执政的经验，所以有此莫大缺陷。
儒家的主张从理论上来说并非全不可能，但能道中庸者就必须极高明！实现能为众人所广泛接受的利益分配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公平的、明察人心世情的贤王。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历代开国君王、中兴名臣都比较接近，往小了说，一个兴旺蓬勃、发展迅猛的中国企业的实际掌控者也大都是这样的人。问题是数量太过稀少，多是权威和实际水平不匹配；此外就是缺少对上位者的约束，这在夫子时代当然好办，用脚投票就是，可后世家天下一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如之奈何？！
所以墨法两家就要出来进行改正。墨家走向了一个极端，他站在被分配者的立场上推儒家的“差等爱”而为“兼爱”，就是化私欲为公益，以人人彼此相亲则“非攻”，人若不亲而攻则吾“重力”自保来阻止其攻，所以墨家重工商，并因此而重视逻辑思辨、重视器用。如果这套理论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或可不用那个不中不洋的拜上帝教而成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起义了甚或不至于让人追问“为何中国发展不出科学”。可惜啦，春秋战国是贵族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反抗者的抗争。没有大量有智识、有财力的中产者的支持，墨家只好以鬼神威吓强权，利害之前这有什么用呢？说白了墨家就是小市民，理想不大、手段简单，所以最先被“志向远大、情操高尚”的知识分子们所抛弃。
法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站在分配者的立场上抛掉情分、抛掉道德，赤裸裸得完全以利害为控制手段，就是直接利用欲望来驱使。因为法家是现实主义者又有执政的经验传统，是以强调手段的直接有力，更基于政治斗争的经验而认为人性恶，教化没有作用。而儒家坚定得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会受利害驱使但人有智识有尊严，给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是可以超越欲望的，如夫子所言：庶之，富之，教之。
从手段上来说，法家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反应驱动模式，你之所为有利于我则奖，反之则罚。儒家则是提倡互感，起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更进一步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照顾对方的感受、对方的面子、对方的利益，此即“忠恕而已”之恕，推己即人。我用仁道对待对方，而对方不以仁道对我，如之奈何？儒家也提供了两种方案，进可行则反求诸己，使我道更合于仁道，我不能因为对方不仁就自甘堕落放弃对仁道的坚持；进不可则退回来为仁道保存一份种子，但不会同流合污，所谓明哲保身是也。人或以为“愚”，但钱穆先生说：人们善意的为着他人，而即以完成自己，这样聪明而公平的方法，到底是没有不胜利的。
所以本质上儒家是希望通过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将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转换为互利的共同利益，但这种转换过于精巧、又有着远近亲疏之别，要有手腕有气度，有学识有修养，由明诚入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修齐治平，确实太难，更没有墨法两家的改造来得直接简练，终归于少数知识精英的性灵修炼之法门。
儒家是有不足，但秦帝国“二世而亡”也告诫了我们：完全依靠利害驱动时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利用欲望来驱使就必须鼓励争夺，利益有限但人心不止，当外部空间的利益争夺完毕时，就会开始进行内部争夺，争夺将愈演愈烈最终玉石共焚。雄才大略的始皇帝都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始皇咸阳巡游遇盗），刚换了个不经事的小皇帝，赢氏历500年苦战打下的天下3年间就分崩离析了。
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自秦以后，统治者就开始了“内用黄老、阳儒阴法”的治术，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儒家学说就成了一块遮羞布，沦为体制内的治术，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原本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论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而篡改为单方面的权力义务关系；而为了解决上位者单方面威权的合法性问题只好走向了天人感应、谶纬四布。事功要靠法家手腕，加之明清两朝量小妒刻，所以儒家专注于义理甚至考据，只在“尊德性”与“道学问”之间打转，浑忘了孔门四科中还有“政事、言语”两科。最后干脆就“灭人欲”好了，除了积极点，已去“空”“玄”的佛道不远。既然可以超脱欲望，也就摆脱了利害的“约束”，可以专注于精神领域，儒家终于发展成了“儒教”。当鸦片战争的炮声隆隆轰响过之后，重要的不是经世济民，而是保名教、争名分。呜呼！若非夫子所传“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激起一批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国死难，国将不国久矣。
今日中华终于恢复了些许元气，读经、汉服、复古纷至沓来，众说纷呈。“道并行而不相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儒家本就是宽容的，更是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所以先少谈些义理，看看如何既能鼓励欲望、推动竞争、促进社会发展（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血的教训），又能遏制欲望过度膨胀以至于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这才是儒学复兴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