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2009-06-03，重录于此，以资纪念那奋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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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经过前些日子的反思，笔者认为中国IT业欲有所作为，实应以中国组织所需来提供适用的信息系统。欲达此目的则首先要对中国组织有所认识，即明确在中国组织中建构信息系统的作用范围、效果以及起效的方式、方法，然后IT业方能研究如何建成适用的信息系统。因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组织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些研究，以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系统奠定框架。因之读些杂书以做知识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曾在央视十套的《中国史话》、《爱上博物馆》等栏目中看到秦王朝所遗功业，甚是震撼，乃取林剑鸣的《秦史稿》一探因由。
周孝王之前，秦的历史不可考，多为神话与传说。在周孝王时秦之先祖为周王室养马而被封为附庸，可谓出身草莽。随着西周的衰落，戎狄作乱于关中及于国都丰镐，周乃封秦为大夫以攻伐戎狄，秦之先祖前仆后继以死战夺取了一些被西戎所占的土地，因之逐渐强大，其间有世父让位于其弟而带兵与戎人作战。
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而西周灭亡，秦襄公以出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始封诸侯。当其时，关中诸多戎狄部落与小诸侯国杂立，秦几无立锥之地，周平王无力收复失地，就给秦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秦能逐之，即有其地。
秦自立国，为求生存与发展遂“备其甲兵，以讨西戎”，奈何戎狄战力强盛，二十年间只“地至岐”取得了一场较大的胜利而已，其后五十年毫无进展，但岐地是周之故居，农业发达，“收周余民”从而为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秦也随之逐渐由游牧而转向农耕。其间，秦将国都由西垂步步东迁以距前线更近。
其后，秦经过平息三父作乱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开始迅速扩张，至秦穆公时，虽然戎狄势力仍强，但已基本据有关中之地。秦穆公即位的第一年就亲伐“茅津之戎”，其后又东征西讨至秦穆公三十七年黄河以西基本为秦所有，秦穆公遂集中精力于秦之死敌西戎。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答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秦穆公以戎狄有此等贤人而忧之，遂设计离间戎王与由余逼使由余降秦。秦穆公其后用由余谋突袭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为利所动，不听蹇叔之言而执意派大将西乞术、孟明视等三人袭郑，秦军中途被郑国商人弦高用计所阻，只得灭晋属国滑班师。其时正值晋文公新丧，晋襄公凶服从戎，兴问罪之师，与秦军战于殽山，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等三员大将被俘。晋襄公误信其母（秦穆公之女文嬴）而放归三将，秦穆公素服至郊外迎接，作《秦誓》云“邦之杌陧，曰由一人”承担了所有的战败责任，并命孟明视等三人复“官秩如故”。秦穆公三十五年，秦穆公派孟明视攻晋，又败。秦穆公仍不动摇对孟明视的信任，“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秦穆公三十六年，秦穆公亲率秦军大举伐晋，渡过黄河即将舟船烧掉，晋军不敢迎战，秦军攻占晋国王官等地后至殽山，“封殽中尸，发丧哭之三日”，方班师回国，秦由此为春秋五霸。
当此之时，秦虽土地国有，但不行井田制，而是实行爰田制，“彻田为粮”，即按土地多寡征粮，相对于井田制剥削要轻，并能征发“野人”（奴隶）为兵，是其逐步强盛的物质基础。秦建立了较为完整而独特的统治体系，官职皆无定员，由国君根据需要加以任免，虽也有世卿世禄的世袭制，但一方面公卿不行分封，即便有封赏，也是“食邑”，即秦“未尝以土地予人”，另一方面秦的国君也常常从贵族以外选拔人才，如上卿百里奚是用五只羊从楚国换回来的奴隶。自然，秦以武立国，对军队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
秦穆公的统治比较清明，如其十分重视“听狱”：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其人也比较仁厚，由于秦东进路线为晋所阻，所以秦晋乃世仇，但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以帮助受灾饥民“道也，不可废道于天下”而输栗于晋。次年秦也遇到饥荒，乞籴于晋，晋惠公反而“背施幸灾”拒绝给秦粮食，后秦晋于秦穆公十六年爆发大战，秦军人少但士气高昂，晋军人多却人心涣散，结果晋军大败。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曾丢失了好马而被岐下野人杀食，官吏捉拿后欲治其罪，秦穆公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并说吃了好马肉不喝酒会伤人，乃赐酒而赦。后在秦晋大战时，秦穆公被晋军所围而且还负了伤，危急时，随军的岐下食马者三百人“皆推锋争死”冲击晋军，不仅解了秦穆公之危还活捉了晋惠公。
自秦穆公以后，康公“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其后各代国君也多昏聩，秦国日渐衰落，对晋战争败多胜少，晋国扼“桃林之塞”封闭了秦东出之路。在强晋的压力之下，秦只得与楚联盟以合力抗晋。
至战国初年（公元前四七五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纷纷开始变法以顺应历史潮流来富国强兵，而秦国由于未行分封，因此变法压力不大，所以国内矛盾尚小于变法诸国，同时由于赵魏韩三家分晋，强敌自行瓦解，秦对外争战一时颇具优势。然国内叛乱不休，戎族又自秦侧后方发动进攻，当秦自顾不暇之际，魏国用李悝变法，魏国开始兴起，魏文侯时，吴起在魏行征兵制，并训练“武卒”成为当时诸国之中最强的武装力量。在魏的强大进攻之下，秦先祖死战所攻取的河西之地也逐步丢失殆尽。
在连续的失败压力之下，秦国内也发出变法图强的呼声，但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极力压制，经过间公、惠公两朝近三十年的斗争，最终于献公朝开始变法，虽由于旧势力的阻挠，变法不甚彻底，但仍取得很大进展，秦献公二十一年，秦攻魏，斩首六万级，暂时缓解了秦的颓势。
秦献公的改革受旧势力的抵制而无法贯彻，虽取得一些胜利，但总体上仍居于劣势：河西之地控制于魏，各诸侯大国更视秦为“戎狄”。因此，献公子孝公继位伊始便为强国布告国内求贤，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闻是令下，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卫鞅西入秦献策于秦孝公，开始了奠定后世强秦兼并天下基础的“商鞅变法”。
商鞅第一次见孝公，说以“帝道”（道家学说），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见孝公，说以“王道”（儒家学说），孝公不听且责备举荐之人如何竟找此等无用之人；商鞅力争第三次见孝公，说以“霸道”（法家学说），孝公数日不倦。孝公有意用商鞅以此“强国之术”变法更礼推行改革，但顾虑旧势力的反对。而依秦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允许在朝廷上争论，秦孝公遂召集双方辩论，通过辩论，秦孝公决意用商鞅变法。
变法之初，商鞅为了竖立行法威信，“徙木赏金”以明不欺。徙木赏金吴起在魏国变法之时便用过，其体现了先秦法家的两个重要思想：明法与壹刑。明法即将法令公之于众，并让人们相信此法必行，后世韩非总结为“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壹刑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
商鞅变法首先是发布垦草令：统一税制，按田亩和粮谷收入征税，降低中间的盘剥以取悦于民；统一制度约束百官以强化国家统治；抑商扶农；愚民。
然后行连坐之法：编制户籍，通过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将民众组织起来，行连坐之法迫使民众相互监视以加强统治。
最为重要的就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订立二十等军功爵，斩敌首一级得爵一级，没有军功不得赏爵，辅之以相应的奖励措施。同时，商鞅立法严禁私斗，即为地产等的争斗。
其它措施包括鼓励耕织、普遍推行县制、“初为赋”、迁都咸阳、统一度量衡等等。总体上商鞅行法的思想乃轻罪重刑、严厉执法，希望能以此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随着商鞅变法的推行，在奖励耕战的政策指引下，秦国开始逐步强盛，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四零年），齐赵攻魏，商鞅趁势攻魏之西鄙，魏公子卬率兵抵御，秦急切间难胜，商鞅与公子卬有旧交，假意表示愿罢兵和好，约公子卬会盟，公子卬信之不疑应约前往会盟，遂为商鞅所擒，秦军趁势击魏军，魏军大败，只得割让部分河西之地予秦。商鞅以此军功受封於商十五邑，号曰商君。
但商鞅变法得罪了秦国的贵族阶层，秦孝公刚死，即有人诬告商鞅谋反，继位的秦惠文王捉拿了商鞅，车裂并族灭其家，但商鞅之法仍然得到施行。中国自古有人亡政息之传统，秦异焉。
秦惠文王开始逐步健全封建统治，设相国辅政，建立郡县制，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因此各国之士纷纷来投，于秦惠文王八年大败魏国，斩首四万五千级，攻取了大部分的河西之地。又于秦惠文王十年用张仪为相攻魏，尽得河西之地。由此秦在争雄天下的斗争中占据了及其有利的态势：秦之西、北两面没有强敌，南有秦岭与巴蜀、楚国相隔，东依黄河、函谷关一线天险将诸侯拒之关外。秦惠文王遂自称为王。
张仪为相后，首先整顿秦之后方，收服了西部的义渠戎，拉拢齐楚、拆散了韩赵魏燕中山等五国的抗秦联盟，击败韩赵魏燕楚五国合纵攻秦。
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后，在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的选择上秦惠文王经过廷议采纳了大将司马错的建议攻取了巴蜀，并对巴蜀大力经营为以后秦的兼并战争准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秦削弱魏以后，将进攻矛头指向领土最大的楚国。张仪使楚，以割商於六百里地为条件要求楚与齐绝交，楚怀王贪之绝齐，张仪反口说是割“广袤六里”，楚怀王怒而兴兵，大败，秦取楚之汉中，沟通了巴蜀与关中的联系，秦得以迅速壮大，其后秦对楚步步蚕食，楚逐渐衰落。
秦武王派甘茂攻韩，五月不下，谗之不听反而增兵甘茂，遂取宜阳，斩首六万级，“以窥周室”，将势力深入中原。武王尚武，以举鼎为戏，折胫而卒，武王诸弟争位导致秦国内乱。但内乱被魏冉迅速平定，未对秦造成较大伤害，立年幼的昭襄王，魏冉为相。当其时秦、齐、楚三国对立，其它各国视情势依附三国，所谓“朝秦暮楚”是也。期间苏秦助燕谋齐，齐无力参加对秦斗争，而秦用中国历史上杀性最重的白起为将，所以基本上秦的发展比较顺利，对韩、魏、楚给予了较大的打击。秦欲先灭魏，但由于赵国尚强，屡为赵阻。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魏国人范睢入秦献“远交近攻”策，得封相。秦遂集中精力打击韩、魏。并于长平大战击败赵国，坑其四十万降卒，赵从此无力与秦相争。然范睢为人心胸狭隘，任人为亲，迫死白起，保任郑安平、王稽守战皆不力，反胜为败，座失灭赵良机。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虽有昭襄王的护佑，范睢亦与王稽同死。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其间，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吕不韦以“此其货可居”助庄襄王继位而得封相。吕不韦封相，首灭东周，攻魏赵。迫使韩赵魏燕楚五国合攻秦，互有胜败，但联军逐渐势衰。
秦王政八年，嬴政亲政，诛嫪毐，免吕不韦，开始“独治其民”。韩王目光短浅，派郑国入秦说秦兴修郑国渠以收疲秦之效。工程进行之时，为秦王所察，遂下逐客令，李斯上《谏逐客书》阻之，李斯因之见用，郑国渠也得以继续兴修。当其时也，李斯为相、尉缭为国尉、姚贾进言“明主不取其汙，不听其非，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察其为己用”、茅焦直谏，尚有王翦、蒙恬等皆为外来宾客，秦用之斯为盛。韩非使秦上《韩非子》，以“术、法、势”集法家之大成，对秦王政的影响至为深远。
此时，秦兼并天下的唯一对手只有赵国而已。秦王政十一年，秦开始屡次攻赵，赵国迫于压力调数败匈奴的李牧率精骑南下与秦对抗，秦为之阻。秦用反间计于秦王政十八年收买赵之宠臣谗言构陷，赵王自毁长城杀李牧，三个月后，王翦破赵，入邯郸，赵亡。
秦王政十六年，灭韩。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李信率二十万众攻楚，大败，秦王怒而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请为将，二十四年，王翦率六十万众大破楚军，杀其将军项燕，楚亡。二十五年，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灭燕。二十六年，王贲李信灭齐。秦积五百余年功业，十年间席卷天下，完成一统。
秦王政自号始皇帝，开疆拓土，修长城驱逐匈奴，辟驰道、直道交通中国，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迁民收兵，功业之盛，称“千古一帝”不为过。
始皇死于巡游中途，赵高、李斯矫诏杀公子扶苏、蒙恬，胡亥篡位。二世荒淫无道，杀诸兄弟及宗室大臣，盘剥甚苛，陈胜、吴广反，波及天下，二世闻报对奏称陈胜是造反请发兵击之者下狱，如奏对不过是群盗令地方官府逐捕者则赏。及至义军逼进咸阳，方恐，少府章邯发骊山刑徒击败义军，陈胜吴广皆死。二世行督责益严，赵高为擅权，杀李斯等重臣，指鹿为马，独揽朝政。
项燕之子项羽立怀王之孙为义帝号召天下，于巨鹿以破釜沉舟之勇气击败章邯，和刘邦相约攻秦。刘邦用张良策袭陈留，败杨熊，破南阳，收宛，克武关，至霸上，逼迫咸阳，一路势如破竹，秦不能阻。赵高杀二世，立公子婴，公子婴杀赵高，“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向刘邦投降。秦亡。
纵观秦之兴起，笔者认为其关键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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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以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始封诸侯。从此裂土称伯有了自行发展的基业，更重要的是得周平王亲口许诺：秦能逐之，即有其地。为秦在关中的征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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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用由余之谋，击败西戎，扫除了后顾之忧。后世西戎虽仍时有作乱，但秦在据有关中之后只需将战略方向集中于东方，西戎对秦的牵扯作用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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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之兴盛当以商鞅为首功，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强大无比的战争机器。相比较其它变法诸国商鞅变法在秦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其一由于秦以武立国，其君其民都是注重实效，不尚虚名，正好契合了法家思想，所以成效最大。其二历来变法都涉及到大量的利益调整与冲突，但从商鞅遭诛而其法未废可知秦源自游牧民族，文化基础和中原以农耕文明立国的诸侯国不同，内部倾轧都能适可而止未对秦之基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似有某种利益冲突的调节与缓冲机制，不过史书过粗未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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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南并巴蜀为始皇帝兼并天下奠定了物质基础。《孙子兵法》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之说，萧何也因“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力压“运筹帷幄之中，绝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和“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而位列汉兴三杰之首（功劳和位次均以萧何为首），可知“打战就是打的后勤”之说非是虚言。另一方面秦得巴蜀则攻最大的楚国是顺流而下，再有大量的物质基础作为保证，则秦楚争战秦攻楚守之势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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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用范睢“远交近攻”策结交齐国集中精力于三晋之国。战略目标的明确使得秦累世积蓄的力量在运用上明显见效，至长平之战，昭襄王以“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的果绝给予赵国致命一击，自此秦兼并天下惟时间耳。
秦之兴衰，正应了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笔者自思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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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历代君王的政治素质，实为各朝所罕见。首先是进取之心，自秦立国便矢志东向，有志于天下方能有兼包天下之胸怀；其次为战略眼光精准，惠文王杀商鞅而不废其法、为后世子孙计不用张仪东进之策而是南并巴蜀，昭襄王纳范睢“远交近攻”策、于长平之战时之果绝都可见一斑；再次是“任人以能”，不问出身、不求虚名，以才量之，信之、任之、用之，天下之才遂为秦所用，孟尝君爱才之名耀于后世，奈何门下多鸡鸣狗盗之辈，可见有用由余而平西戎、用商鞅而奠帝业、用张仪而取楚之汉中、用范睢而平天下者？秦孝公为求贤，能破秦例，“与之分土”，故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最后是能知错、能改错，秦穆公作《秦誓》、始皇帝谢王翦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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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有相当的均衡性。观历朝兴亡，一个王朝的衰落，除了因皇权继承方面的缺失导致权力中枢的政治水平总得说来是代代递降外，各种政治势力的互相倾轧所导致的力量对消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相比较于赵之杀李牧、楚之驱逐屈原、吴之杀伍子胥，始皇帝之前秦的内部倾轧都未对秦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二世杀宗室、蒙恬及李斯诸重臣，否则以秦之强奈何以二世三载而亡焉？不过秦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实在是因秦的史料不够丰富而未见有详细论述，笔者只能私下度之矣。不行分封而推行郡县制即为重要的原则，周分封八百诸侯而天下争战不休、汉分封刘姓诸王则有“清君侧”的七王之乱、司马氏分封诸王则有八王之乱而致西晋灭亡、朱明分封则有靖难之役焉，由此也可知秦孝公“与之分土”的魄力之大矣。难以决断则当庭辩论以广纳群臣之议，如商鞅变法、司马错取巴蜀等都曾当庭辩论以做最后决断。“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也能有效得规避权臣“任人以亲”。设丞相总理朝政、国尉掌握军权（秦以武立国，军权从未委之他人，国尉不过是参赞军机、处理军务）、御史大夫行监察之权，已有分权均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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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酷烈，尊法谨行，适合法家思想的施行。秦祖先乃是游牧民族，“收周余民”之后虽转向农耕，但立国思想与中原各国还是大不相同，注重实效而不尚虚名，观由余与秦穆公对答可知矣。是以秦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因而成效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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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利之便。秦在春秋末年衰落时，强敌只有东方的晋国，故能集中力量在一个方向上进行防御，因此能撑过衰弱期而后变法图强。而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魏强敌环伺，北有赵、东有齐、西有秦、南有韩楚，实四战之地也，压力之下，魏率先变法，首先称雄于战国，却四处征战白白损耗国力。是以国运有起有落，谋国者当谋万世之基也。秦据殽函，则东方诸侯不能攻，及至始皇帝兼并天下，秦军主力四出争战，而迁诸侯富家入关中，国本动摇，天下无事尚可，至天下群雄并起则关中之地已非秦所能控，秦退守宗庙亦不可得，始皇帝思之未及也。
而秦之灭亡，总地来看，一是以二世为首的领导集团政治水平大幅跌落；二是如前所述分散了力量、动摇了国本。具体来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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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心的消亡。秦自立国，矢志进取，至始皇帝兼并天下，失去了进取的目标，始皇及二世大行封禅、广兴土木，耗费了国力，分散了力量。主要目标的丧失也使得力量运用出现混乱，以致陈胜吴广起事之时，秦军主力四十万在南方攻伐百越、三十万在北方抗击匈奴，竟要让主管皇室财政收支、天子供养及宫庭杂务的章邯（“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秦集史·职官志》）征发刑徒来抵御，若使蒙恬这样的名将统率扫荡匈奴的百战秦师，项羽虽有拔山举鼎之能也不堪一击也。心态的变化还表现在始皇帝称帝后开始加强“势、术”的运用，和群臣的关系逐渐疏远，好喜恶恶，信息渠道逐渐堵塞，对形式发生误判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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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贤臣亲小人，使得统治基础分崩离析。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之时，南方秦军主力竟然拒绝奉命回援，此皆二世与赵高滥杀宗室及世家重臣之故也，变秦历代先王之“任人以贤”为“任人以亲”，而失去了关中父老的民心军心也。贾谊在《过秦论》中将秦的灭亡归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谬哉，秦不行仁义也久而战国大儒荀况尚曰：治之至也。始皇苛酷，而能致天下且稳固，是以强秦实由二世自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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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及时舒缓各方矛盾。秦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天下，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变化调整，而且天下一统，国家任务也从征战转向治平，始皇帝都未予重视，举措难免未收人心，二世恣意妄为又不能威压，取亡之道也。法家以利益作为调节手段，兴则勃焉，然向心力比较差，遇有挫折则难以持久而致分崩离析；儒家以仁义统道德人心于内、以礼教御秩序规范于外，韧而能久，但总体上看是散财而守，难以积聚发展，所以后世以黄老为里、儒家为表、法家为用而成帝王之术，奈何春秋鼎盛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未能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而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笔者观秦王朝兴衰，主要是秦王朝的历史有五百余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一时的权术与智谋都不足为道，有助于我们认清组织存亡兴衰的结构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