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2009-06-03，重录于此，以资纪念那奋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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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小就是个“大国沙文”主义者，所以每每读史总是下意识的不去读近代史，但是随着年岁渐长，不禁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古代这么辉煌，而近代就这么屈辱？”因此近一年来，一方面在苦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方面则是胡乱翻拣了一些晚清以及民国的史料来读，对这个问题稍有了些自己的看法。因此才写了前次的《中国近代失败原因初探》一文。前些日子买到顾准先生的《顾准文集》，看到古希腊的发展与变迁，对比中国感触甚深。
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们面前惨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几近亡国，痛定思痛有人就将中国的问题归结到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是马克思总结欧洲社会的发展情况所总结，对中国并不适用，而且由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说是必然更不如说是偶然。中世纪的欧洲诸侯裂土割据乡间、间有部分城市为自由民结商社赎买自治、尚有大主教自领教区，虽有封建势力的压制，但传自希腊的契约精神、重商精神始终未曾衰微，殊非中国中古所能比。
日耳曼蛮族走出丛林以后从希腊继承了理性精神，从被自己摧毁的罗马帝国又汲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精神，原本贫瘠质朴的精神家园又为自公元以来逐渐传播开来的基督教义所抚慰，因之才能在黑暗的中世纪慢慢积蓄力量，加上悠久的重商传统，终于在海路通达、黑非洲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新大陆金山银海般的丰富资源的基础上，科学技术逐渐积累并最终开花结果孕育出了席卷世界的工业文明，越洋渡海来到了“老大中国”叩关而入。
“封建四方，以屏周室”，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管理体制也比较落后，所以周王朝裂土分茅将功臣宗室分封到各地镇守，此为封建，治权分散、人身依附为封建最根本的特征。至秦灭六国一统中原，遂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世虽偶有分封但已渐稀少，不复为封建耳。
武王伐纣灭亡了殷商，商之后裔失去了政治地位和国家供养，土地又分封给了周王朝的贵族，无法生存，周公教之长途贩运以谋生，所以中国人称呼从事交换职业者为“商人”。古代交通不便，长途贩运万分艰苦，又是被征服者，为人所轻贱乃是自然。中国传统就是小农经济，基本能自给自足，加上长途贩运之艰苦，所以商人惟有贩运奢侈品才有利可图，但就儒法这样经世谋国者来看，商人贩运奢侈品这样根本不是必须的物品，从国家取走了大量的金钱却败坏了人的意志、靡乱了社会风气，当然应该予以抑制。所以重农轻商就成为了中国的传统，而文化一旦成型更之甚难。
所以从经济上来说，中国始终是重农主义的国度，是精耕农业的小农分散式经营，宋明清受世界经济的大潮影响在江南、岭南呈现出商业繁荣之象却改变不了商人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传统，实由于中国农业过于发达，海外贸易所输入的对中国来说都是些非战略物资（白银虽然对银本位的中国经济影响重大但在古代中国政府缺少精细数字统计的粗况式管理方式下很难形成共识），所以根本影响不到中国的重农传统，和古希腊由于地理限制无法发展大规模农业而只能依靠工商业来换取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因此深刻入骨的重商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由于中国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适宜发展大规模精耕农业的国度，中国古代傲视寰宇的灿烂文明历五千年而不朽已经反复证明了在中国重农主义的正确性与先进性。也就是因为我们领先得太久了，所以非得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前碰得头破血流还都无法相信我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经验竟然真得没有用了。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自然灾害较频繁的国度，另一方面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设施，所以在中国就需要经常性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大型水利设施的兴修就必须组织大规模的人力，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人力资源以及动员组织能力的。此外传统上中国所受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动员广大的农民并将之组织以及武装成为重装步兵以抵御御马奔驰的游牧民族的骑兵，所以中国古代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自隋唐兴科举以来，世传贵族逐渐在政治上失势，除了皇帝在一个王朝内始终世袭以外，统治阶层面向读书人开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一个皇族士人统治联合体。由于汉民族在农业上的优势，所以汉民族也保持了人口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中国自古只有王朝更替，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甲午以后才慢慢影响到中国的主流思潮。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来看，由于农业所要求的聚群而居，加上交通不便，所以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小范围的熟人社会，而农业社会所能维持的富余人口毕竟有限，因此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无法将政府延伸到每一个乡村，而是“皇权不下县”，在交通要道形胜之地筑城屯兵以守，通过宗法将农村组织起来并辅以纲常伦理来进行控制，从而实现以点控面，这是在农业社会这样的环境下最合理的低成本有效统治。在此社会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也深深打上了宗法社会的烙印，所以儒家讲的是“子为父隐”这样的“差等爱”，而不是西方的“博爱”。是以古代中国也很难发展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而只能是人治，在中国是情理法，而不是法理情。
农业传统为我中华所打烙印之深已是入骨沁髓，骤然更改根本没有可能，只能详思其长短而略加修正徐徐以图。
农业看天吃饭，所以中国人最重天，农业人口聚族而居所有知识技能传自父辈的言传身教，所以中国人“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人敬天法祖，对自然抱有一种畏惧，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变化；而不象西方上帝高高在上，人是上帝的宠儿，万物皆是客观对象，天人两分，可以研究可以利用可以改造。祖宗成法不可变，既是有孝的大义压头，更是缺少系统的、可信的方法来证明新法的可行。由于缺少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研究，所以中国人重感性，以主观感受为判断依据，也就无法发展出西方概念思维这样的理性，无法用客观现实做依据，没有逻辑思维做支撑，对未来就只能依靠经验来进行类比推断，个体经验主观感受人人不同，自然谁也说服不了谁，旁人也难以判断谁是谁非，摆事实讲道理既然说服不了人，要么就是以力强压，要么就是以道德自相标榜而构陷对方于不义，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道德上做文章通过否定其人来否定其言其行，所以每读史至各代王朝末期，都恨恨不已，大呼“清流误国”！
正因为在中国行事难，精耕农业又需要大量人口经年侍弄，古代农业生产率又很低，一遇战乱则每每十室九空、“易子而咬其骨”屡见史策，所以中国人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大陆之国，物产丰茂，资源自足，因此危机感不强，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所以中国人喜静不喜动。虽然孔夫子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在中国变革最难，中国人也最不喜欢那个破坏他们平稳安定生活的那个人，中国又缺乏验证、归纳、分析、抽象的思维传统，所以创新也难。
由于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聚族而居，邻里互保，后来更是化家为国，所以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是集体主义的而缺少个人主义的有效表达。游牧、渔猎、航海都是个体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努力拼搏，但积累不易、所获不多，可谓是以命相博，所以对个人权益看得要比相对比较容易积累、收入较为稳定的农业人口重得多，但人类单靠个体根本无法与天斗与地斗更谈何要发展要壮大呢？所以西方社会就是每个坚决捍卫自己权益的个人通过彼此妥协彼此交换权益订立契约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法治的关键就是这种契约精神。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在双方都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交换，城市的自治权就是工商者组成行会向濒临破产的封建主以赎买的方式获取，而在中国治权从来都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夺取。当然，契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所表达，如在个人交往中也强调“人无信不立”、“白纸黑字，不得反悔”，在政权统治也强调“人心向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这种表达比较晦暗，尤其在治权构建方面主要是一种警示一种经验教训而不是一种指导思想。没有对自身权益关切的个人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所以中国的法家所订立的都是讲如何统治的、仅规定单方面权利义务的“恶法”。所以中国只有靠以德服人于前、以力压人于后的人治，人前无德则口不服、人后无力则心不服。
由于农业社会只要勤俭持家就比较容易积累，所以中国人勤俭、忍耐而不走极端，农业社会讲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中国人虽不乏理想却更注重实用，由于中国是个熟人彼此温暖的相对富足社会，所以中国不太需要宗教来眺望彼岸、温暖冰冷的内心，因此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体现的也是一种实用主义。
往日的辉煌已成为过去，我们中国既是一个不乏理想主义者的国度，更是一个实用精神居于主体的国度。没有理想的人生其意义何在？没有务实如何在荆棘中奋力前行去践行自己的理想？只是这个比例实在不好把握，只能心中永存一点理想，审慎前行绝不放弃。
今天早已迈过了信息时代，于农业社会所养成的中国精神必须有所调整，方可与时俱进、再铸辉煌。这种新的中国精神首先必须是理性的，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理性，于不明处质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坚信自己的思考结果，需要勇气、需要方法、需要鼓励、需要培养，一个理性的中国人由于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个时代，所以他是自信的，也是独立的。
列祖列宗已把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刻入了我们的骨髓，所以中国人一定是通达的，中国不追求彼岸的超越而是更看重现世的温暖，只有对世事的通明、对人情的练达，才能让独立的个人不必孤独得面对冰冷的世界，而是充满温情的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之中，这种通达来自对自己的期许所转换而成的不断修身养性。
这种期许就是中国人的脊梁，也是中国人的魅力之源，正气。这种正气代表了对苍生深沉的关爱，代表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了行事的公正。中华历五千年而文明不朽惟赖此一腔浩然正气。
理想不灭，精神不死。
